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膝，明日豈可復屈邪？”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