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才多艺的母亲“樊组长”

大概临近午饭时分，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大地上，我们乘坐的车终于缓缓驶入黄陂境内。

车子一路颠簸，开到一个小山坡前，前方再无车行之路了。

我们下了车，货车司机掉转车头，沿着来时的路原路返回。

我和父母踏上了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脚下的石子时不时硌着脚底，让人有些难受。

经过一番跋涉，终于来到了乡政府门前。

父亲抬手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屋内有个办事员模样的人正坐在桌前忙碌。

那人抬起头，打量着父亲，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从麻城来的，想下放到老家，特地来办手续。”父亲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和期待。

“我们没收到通知呀，你有手续吗？把文件拿来我看看。”办事员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伸出手索要文件。

“我家本来是下放到麻城本地的，不是下放到这里。但我一心想回老家。请你帮帮忙吧！”父亲语气诚恳，眼中满是恳求。

“你太荒唐了吧！你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办事员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声音提高了几分。

那人说的一点也没错，父亲办的这事确实有些荒唐。此时，也该把我家下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商品粮供应紧张，国家实行精简压缩政策，临时下放吃商品粮的人口。

按照当时的政策，下放对象是下放到镇边上的农村，而且是临时下放，没过两年，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回城了。

我家本不在下放之列。当时划了一条线，规定从1957年以后进城的人口中下放一部分，而我家一直是城里的常住居民，本不可能被下放。

然而，刚从工厂下岗的母亲却可能在这下放之列。

搞□□的时候，麻城县纤维板厂上马，母亲被招工进厂。

起初母亲并不愿意去，是父亲硬劝她去的。

父亲说：“这可是国营企业，进了厂就是国营职工，比你在集体企业强多了。”

也许是爷爷在当地威望颇高，又或许是父亲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县人大代表的缘故，母亲被推选为中馆驿镇居民组组长，这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管理着好几个集体企业。

街上有理发店、小餐馆、照相馆、手工作坊等，还有轧米厂、养蜂场、养蚕场。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着一些年轻妇女去桑园采桑叶，有时也会带上我。

我还记得父亲和爷爷一起绞蚕丝的场景，每当绞蚕丝的时候，就有蚕蛹吃，奶奶经常炸蚕蛹给我吃，那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那时，“樊银花组长”的名号在镇上可是响当当的，所以母亲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当那个国企职工。

可母亲终究拗不过父亲，还是辞去了居民组长的职务进了厂。

母亲作为技术骨干培养对象，被选派到武汉培训了两个月。

母亲对在武汉培训的日子十分怀念，她回忆说，当年曾游过东湖，还登上过行吟阁。

直到母亲88岁那年，还特意要我陪她去游东湖，再看一眼行吟阁。

偏偏在这搞下放的节骨眼上，县纤维板厂突然下马，母亲就这样下岗了，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国企下岗工人。

母亲回不了居民组，就有可能成为下放对象。

母亲曾多次埋怨父亲：“要是我没辞去居民组长，现在该是我来决定下放谁，怎么会轮到别人来决定下不下放我！”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位取代父亲做工商联主席的同乡吴良。他的家属及亲戚有十多人是1957年以后才进城的，都在此次下放之列。

吴良私下里找到我母亲，脸上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对母亲说：“我听说，古正清以前那个相好的还在和他联系呢，他们和你婆婆都商量好了，准备不要你了，你还被蒙在鼓里。你不如趁这次下放的机会，和他一起下放回我们老家去，这不正好吗？你赶快写个申请给我，我帮你把你们家放到下放名单里去。”

母亲听后，心中一惊，疑惑地说：“他不在下放的范围内呀？”

“只要家属主动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那同乡狡黠地笑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母亲一时糊涂，竟答应了那个同乡的妻子。母亲不识字，还是那位同乡代写的下放申请书。

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申请书，十分诧异，古家怎么会申请下放呢？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有人到书店买书，正好遇见父亲在书店里忙碌，那人就对父亲说：“你还忙什么呢？听说你被下放了，真想不到。”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说：“怎么可能！你别乱说！”

那人赶忙解释：“是真的，别人都看到下放名单了！”

父亲火爆急躁的性情瞬间爆发，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

父亲立刻找了一辆大货车，开到家门口，要把全家拉回老家。

可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只有母亲愿意上父亲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