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恩师们

我们小学的校长说得的确不错，黄陂十中师资队伍真的很强大，可以说，比现在的任何一个重点初中要强很多。

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很特别，大多出身和经历都不一般。其中有国军中将的儿子，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有国民党高官的大小姐，有海军的翻译官，还有几位是带着□□帽子从名牌大学毕业曾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老师。

教过我们的老师，大约有十几位。

班主任蔡老师竟然和我同名，当时很年轻、很帅气，还没结婚。

记得上学第一周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看了电影《红日》。

蔡老师就在星期天晚上教我们唱《红日》里面的那首很流行的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蔡老师浑身都是艺术细胞，能歌善舞，没去从事专业的艺术工作太可惜了。

后来，在我们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里，蔡老师是总导演，他还教过我一个独舞“蝶恋花”。

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有5位，最先教我们的是一个方老师，名字忘记了。

记得上《落花生》一课，他让我读课文，我用带着浓重的黄陂东乡方言大声读了一次，因为很流利，且没读错一个字，他大大地表扬了我。

第二位是王老师，也只教了几周，印象不深了。

教得最长印象最深的是许老师和宋老师。

许老师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她和我小学时的郭老师一样，也留着一对又长又大又黑的长辫子，非常漂亮，气质文雅。

许老师的丈夫是电影演员，出演过多部电影。我在武汉曾经接待过许老师全家，见过他一面，已经80多岁了。

许老师还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是武汉大学京剧社的女主角，我曾看到过她演出的京剧《玉堂春》的剧照。

许老师曾教我们唱楚剧，我学会了几个唱段，现在还会唱，如《追报表》和《双教子》中的唱段。

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许老师特别喜欢我，总是亲切地叫我“华华”。

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篇散文《雪》，许老师给我打了95分，还在班上讲评了这篇作文。

上课前许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抄的，我说不是，她才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郎读了我的作文，并作了详细的讲评。

许老师的这次讲评，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对语文的兴趣更浓厚了。

宋老师教我们时，他要我们练小字，抄课文。

我觉得抄课文没意思，就胡乱写诗。

其实我写的只能算是顺口溜，有五言的，有七言的，大多是模仿我在小说中看到的诗。

有一天晚自习时，宋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我跟在他后面走得很慢。

到了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的老师们都在笑。

我在门外听到有位老师说：“看看写这些东西的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站在门口听到这话，就不敢进去。

这时宋老师出来了，把我拉进了办公室，我尴尬极了。

一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懂什么情呀爱的？”

我说：“抄课文没意思，我就瞎写着玩的。”

宋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还鼓励我多写诗。

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是教导处肖主任，他毕业于大学哲学系，那是在□□后期复课闹革命，没有语文教材，肖主任代我们语文课，教的是诗词。

肖主任就是因为写诗，后来受到批斗。有人说他的诗中有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诗句。

当时的数学课分为代数和几何两门。

教我们代数的是吴老师，他的帽子是“极右份子”，但被称为黄陂县的“数学大王”。

吴老师的课非常精彩！到现在同学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上第一堂课时的情境。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讲道：“算术是代数的基础，代数是算术的发展。”他首先给我们讲学好代数的意义。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他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

记得我们班当时有几位同学参加了，现在只记得有段帮林和古春福和我。

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和现在数学奥赛差不多的东西。

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黑板上写了满满一黑板的算式，来证明“5大于8”，目的是让我们掌握“不等式”的规律。

吴老师的代数课，使我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记得他给我推荐了一套华罗庚写的数学小丛书，一共有十本，只记得第十本书名是《神机妙算》，书都很薄，我很快就看完了。

我还书时请他再给我推荐这样的书，他说，学校图书室没有这样的书了。

他前半节课讲概念定理和例题，后半节课是巩固练习，经常是让同学们到黑板上去做题。

我一般是听完前半节课就开始偷偷看小说。

我的课桌桌面上本来就有一个小洞，我用小刀把这个小洞搞大，把书放在下面，从小洞里看小说。

吴老师发现了我这个秘密。

于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正在低头看小说，他突然点我到黑板上去做题。

我放下书，走上讲台，把题目看了一下，很快就做出来了。

吴老师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在看小说，点你上来做题，本来是想出你的洋像，没想到你还做对了，我还说什么好呢？”

吴老师真宽容！

课后我找吴老师说，这册代数我已经自学完了，能不能给我找些有难题的书。

他说，对于你，没有难题了，好好学，将来向数学方面发展。

记得1978年暑假，我在黄陂街上遇上吴老师，他背着几节烟筒，说是要把家里的烟筒换一下。

我向吴老师汇报了我毕业后的情况。

当他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时，皱着眉头说：“你上什么中文系呢，怎么不上数学系呢?太可惜了！”

吴老师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挨过批斗，下放到乡下去了，当时的处境看得出来不大好。

离开时，看着吴老师远去的背影，回想着当年吴老师教导我的情境，我的泪下来了。

大约是1998年暑假，我又见到了吴老师，他当时已经平反了，在城关中学教书，他交给我一份书稿，是专门讨论不等式的专著，想托我找出版社出版。

我把书交给一个出版发行公司，我想，这家出版公司是靠出版我主编的书起家的，他们一定会帮这个忙。

谁知最后书还是没有出版成，想起来，真是对不起恩师，心里一直很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