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相识的大叔大伯们，总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腰，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一擦额头的汗水，然后走上前来，一脸真诚地问我：“你考得怎么样啊？”

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期待，仿佛我的高考成绩是他们此刻最为关心的事情。

还有那些热情善良的婶子大娘们，也会凑过来，温柔地安慰我说：“你这么有才华，肚子里装满了墨水，一定考得上！别着急！”

她们的话语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柔地拂过我的心田，让我在这疲惫的劳作中感受到了丝丝温暖。

在她们眼中，我是那个能为村子争光、有着光明未来的读书人，她们坚信我定能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更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工具，一边大声对我说：“我们全大队的人都在为你祈祷，唯愿你能考上。你要是考上了，那可是咱大队的骄傲啊！”

他们的声音在工地上回荡，充满了力量。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希望我能改变命运，走出这片土地，去追寻更好的未来。

多好的乡亲们啊！每当听到他们这样说，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

那些日子里，在大队遭受的委屈与不公，在这高强度劳作中的疲惫与艰辛，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我强忍着眼中打转的泪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只能用力地点点头，向他们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激。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这份信任与期待，无论高考结果如何，都要为了这片土地和这些善良的乡亲们，奋力拼搏，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

尽管乡亲们在工地上千方百计地照顾我，可连日来的高强度劳作，我的身体就像一根紧绷到极限的弦，终究还是不堪重负。

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双腿一软，便重重地瘫倒在了工地上。

周围的乡亲们见状，顿时惊慌失措，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来。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声音中满是焦急与担忧。

很快，乡亲们小心翼翼地抬起我，一路小跑着将我抬回了家。

工地医生也迅速赶来，他神色凝重地为我量体温，当看到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 高烧到 42度了！

此时的我，躺在简陋的地铺上，全身仿佛被抽去了力气，软绵绵的，几乎没什么知觉了，唯有脑袋还残存着一丝意识，却也昏昏沉沉，像是被一团迷雾笼罩。

工地医生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地对父亲说：“这孩子病得很厉害，身体极度虚弱，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得赶紧想办法。”

父亲站在一旁，看着昏迷不醒的我，眼眶瞬间红了，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身体微微颤抖，嘴里喃喃自语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大队。

全大队的人听闻后，都心急如焚，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赶来探望我。

狭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关切与心疼。

很多人看到我病成这副模样，眼眶一红，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开开眼吧老天爷！一定要救救之华老师，他还要上大学啊！”

“之华老师是多好的人啊！为什么命这么苦啊！太不公平了！”

在昏昏沉沉中，这些乡亲们真情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中，如同一股股暖流，缓缓流淌进我的心田，却又让我百感交集。

我的心中涌起无尽的感动，也夹杂着一丝酸涩。我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这份深情厚谊，不能让他们的期望落空。

工地医生也没有丝毫懈怠，他尽心尽力地对我进行抢救。他仔细地为我诊断，调配药物，时刻关注着我的病情变化。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日夜守在我的床边，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生怕错过我的任何一丝动静。

乡亲们也自发地轮流来照顾我，为我熬药、擦拭身体。

一个星期后，或许是因为大家的悉心照料，或许是我心中那股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的身体慢慢地有了起色，开始好起来了。

我逐渐恢复了力气，能够坐起身来，看到周围乡亲们那欣慰的笑容，我知道，我挺过来了，未来的路，我将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

我刚好了一点的时候，大队小学的几个男老师也来工地了，清秋老师带来了玉芬的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字，里面的信全是用汉语拼音写的，信中还有2元钱。

玉芬得知我在工地上病倒了，所以带信来安慰我。

玉芬还真有心呢，汉语拼音别人看不懂，带信的清秋老师也是看不懂的，她知道，我是看得懂的。

再联想起她到公社书记那里去告自己父亲的状，我对她的好感增强了。

大队长看到我这个身体状况，就没让我上工地，让我去为工地伙房打柴。

这里是湖区，能烧火的柴草早被村民砍完了。

我看到湖里有许多水草，水草晒干了也是可以烧的。

于是我就到附近的湖里去打水草。

有一天，我打水草的那个湖的水被放干了，湖底的淤泥都露出来了。

我脱下鞋，赤脚踏入淤泥中，准备去打湖中间的水草。 12月下旬了，天还很冷，虽然那天是晴天，但脚踏入泥中还是感觉到冷得剌骨。

时间长一点感觉就好一点，也可能是冻麻木了吧。

我正用镰刀割湖中泥淤上的水草，忽然感觉到脚旁边有东西在动，我伸手一摸，竟摸出一条大黑鱼。

我好高兴，有鱼吃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我天天吃的菜就是盐水煮大白菜，盐水煮白萝卜。

我拿挑水草的冲担在泥淤捉黑鱼，不一会就捉到四条大黑鱼。

这个湖面很大，我想里面的鱼肯定不少。于是就拿水草把四条大黑鱼串起来，挑起打好的水草，往村里跑。

伙房里做饭的人看到我拿回来的四条大黑鱼，也非常高兴。问我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柴的那个湖水干了，里面一定有好多黑鱼。

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我叫伙房的人把四条黑鱼都煮了，煮了一大锅黑鱼汤。

天黑了，民工们回来了，伙房的人把湖里有黑鱼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许多的民工都拿起麻布袋就往那个湖跑，结果他们都满载而归。

于是更多的民工都去那个湖里捉黑鱼，他们都搞回来一麻袋一麻袋的大黑鱼。

他们都说，这一回可发财了，这么多鱼很能卖些钱啊。

有人问是谁发现那湖里有黑鱼的，伙房里的人说，是之华老师发现的。

于是有几个民工就来问我：“是你发现的？你搞了多少？”

“我搞了四条？”我正和几个曾经的大队宣传队的民工在喝酒，吃煮好的黑鱼汤。

其中一个姓雷，是锣鼓队中打锣的，他还买来了一斤白酒。

“你怎么不多搞些啊？你看他们都搞那么多，有的人搞了一百多斤呢。”

“人不能贪心啊！”我笑着对他说，“你看吧，他们一条鱼都拿不回去。”

这几个民工都说我是书呆子。

忽然听到了大队长的喊叫声：“所有人都听好了啊！把搞到的黑鱼都交出来！”

民工们哪敢不交，纷纷把搞到的黑鱼交到伙房这里来了。伙房前堆了好大一堆黑鱼。

大队长得知是我最先搞黑鱼的，就跑来找我：“之华老师，是你最先搞黑鱼的吧？请把你搞的黑鱼交出来！”

“交不出来了！”我们几个把黑鱼汤吃得差不多了，我指着桌子上的黑鱼汤说，“我搞的黑鱼都在这里了。”

“怎么可能！你是最先发现黑鱼最先搞黑鱼的，怎么只搞了这一点。别人后搞的都搞一百多斤了。”

那个为我做黑鱼汤的伙房师傅过来了，他对大队长说：“真的只这么多。之华老师搞回来四条黑鱼，叫我做成了黑鱼汤，他就再没去搞了。”

大队长还是将信将疑，边往外走，嘴里还在说：“怎么可能？就搞这一点就不搞了？”

几个和我一起喝酒吃鱼的人都对我伸出大拇指说：“高！高！实在是高！”

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小队长三苕爹就要我上堤了。

大堤一天天加高，越高就越难爬。

一天中午，我挑着土刚走到堤上，开饭了。

我放下担子转身到工棚吃饭，小队长三苕爹看见了，他要我把那担土挑上去再回来吃饭。

还是顾虑到高考政审的问题，我放下刚端起的饭碗，转身到堤上，挑起那担子。

所有的民工都在工棚里外吃饭，大堤上只有我一个人，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吃力地往那高高的堤上爬。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众人都看不下去了，都十分气愤。

这一幕引起了众怒，本大队其他小队的几个队长，还有很多民工，都围过来了，纷纷指责三苕爹做得太过分。

其中一位年长的小队长指着三苕爹的鼻子大声斥责道：“三苕，你欺人太甚了吧！没见过这么欺侮人的。”

父亲也看到了这一幕，强忍着，在一旁默默流泪，我提醒过父亲，这段时间一定要忍，千万不要和大小队干部们起冲突。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1978年新年献礼，元旦那天，我们大队负责修建的这一段大堤完工了。

后来，我经常开车经过那里，那里离滠水河大桥不远，车开到大桥上，可以看到我当年修过的那段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