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是美好的，现实是抓马的。这个故事的最后自然不是梁导开着直升机从天而降来接我，而是当我正哭唧唧地要说出自己身处何地时，电话“嘟----”地一声暂停了。

我又坐马路头哭了好一会儿，等心情彻底平复下来后，天就隐隐约约要亮了。脑袋总算是不再那么昏昏沉沉，时隔大半个月，我再次恢复了零元身家，有一种被迫跟生活上床的满满无力感。

幸好我聪明，在危险之下及时保住了纯洁的小身体。我嫌弃皮肤上残留的廖俊生的口水，肿着眼睛到公共厕所里瞎擦了擦上身。路过公园时，我听见小树林里有奇奇怪怪的声音，想来应该是某些不要脸的家伙为寻求刺激在里面酱酱酿酿，我生怕惹事，便拖着疲惫的身躯加快了脚步。

一切弄完后，我躲在公园一个隐蔽的石洞里歇着了。肾上腺素飙升时确实挺爽的，觉得天不怕地不怕，满脑子就是一个“杀”字。度过危险后，又忍不住后怕起来，脑海中尽是些恐怖的画面。

这石洞里潮乎乎的，哪里都咯人。我随便把后背的碎玻璃渣拔出来后，就抱着膝盖缩成一团，安慰了自己好一会儿才获得了少许安全感，迷迷糊糊打起了盹。

且不说我没钱打车去找曾奋，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除了梁南道我谁也信不过。廖俊生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来的成都？是他至始至终都在跟踪我，还是说曾奋吃里爬外给他透露了消息？我不清楚，所以丫的最好谁也别见。

对于梁南道的人品，我则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困境，就一定不会不管不顾。于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满分男友，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扣分点的那种。

说来也是惭愧，我总是不断地给他添麻烦，就算是想好好办点事，最终也会因为自身能力问题弄巧成拙。

我也挺希望自己能变得聪明点厉害点，只可惜上帝不讲道理，分配了不少蠢货灵药给我，忙活这么多年到底没法蜕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是我现在唯一的生机，只要再拿到一个硬币，我就可以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在哪里，他就可以来接我。

躲了一整天，夜幕再次正式降临。我饥肠辘辘，开始鬼鬼祟祟地从山洞里探出头。现在的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妥妥的流浪汉，就算是去捡垃圾也是毫无违和感。我准备在地上到处摸一摸，看看有没有人因为散步而掉了一块钱在地上。

这种活真的偷感很重。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散步，我有点像那个什么阴暗爬行的仓鼠到处找硬币钢镚吃。三个小时下来，我没摸到任何钢镚，倒是收获了不少鄙夷的眼光。

我饿得想吐，看什么都眼冒金星，肺部重得像灌满了水，一口气喘不上也下不去。再联系不上梁南道，我估计就得晕死在山洞里暴尸荒野了。

抢劫一块钱会被判刑吗？我胡思乱想着，恐怕是不会判刑的，但我这张脸实在是太出名，所以大概率会因为治安罪----比如扰乱公共秩序----被捕。

除了抢劫，就只能卖家当了，但我现在全身上下除了梁导的皮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我默默地拽着裤头，心里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不愿意。

它是目前我身上仅存的唯一一件属于梁南道的东西，要是卖了我的人生也没啥盼头了，从此孤苦伶仃一人，甚至没有任何东西给我睹物思人，凄凉得很。

我的脑海里开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天人交战。最终，在面包与爱情中，我不得已选择了面包。虽然我很想到死都恋爱脑，但我觉得被人打了一顿后不明不白地死在山洞里有点不光彩，这和我预想的死亡方式不太一样。

已经很晚了，街边的很多小摊都准备收摊走人。我磨磨蹭蹭地踱步到最角落里一个老大爷的摊位，手指不自然地扣着皮带暗扣。这是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摊位，简陋的白炽灯被一根杆子挑起来照亮摊子。

“那娃，买皮带不？”老人撮着花牙子，弯腰收拾着满桌的劣质皮带，“赶紧看，要收摊了。”

我张了张嘴，难以开口。老人抬头望了我一眼：“二十块一根，不贵。”

我抿了抿嘴，一狠心，闭眼把整根皮带抽了出来：“收旧皮带吗？您可能不了解，我手里的皮带是Armani(阿玛尼）这个季度的最新款，官方大概标价五千一条。您收了它，就算挂到二手网去卖的话也能卖个几百块。我也不求您给我多少钱，两块就行！”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疑惑地看着我。我破罐子破摔，道：“总之，用一根皮带和您换两块钱，约等于白送！”

老人大喜，迅速接过皮带反复抚摸打量，接着从布钱袋里摸出三块钱递给我：“好，好，可以。”

我接过钱，提着裤子像风一样飞走了。如此狼狈地走路也不是个办法，我把帆布鞋上的鞋带拆下来平替皮带，觉得自己开辟了一种时尚新赛道。只是鞋带确实不好使，总有一种裤子摇摇欲坠的恐慌感。

我偷偷摸摸地回到公共电话亭，给自己加油打气了好一会儿才敢按号码，紧张得掌心都在出汗。

昨晚实在是太丢脸，如果不是因为廖俊生那贱货，我的心理障碍也不会被诱发，也不会哭成那样找前男友，这一切的发生着实有些魔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