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意并不是要伤害他，只不过事已至此，再说些“我觉得是我配不上你”抑或者是“我们并不合适”，就显得虚伪了。

许久，梁南道转身握住门把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我道：“那时候我也不太确定。”

“确定什么？你难道还要衡量一下两个人中谁更适合你吗？！”

“是......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他有没有流泪，我庆幸他背过身去了，否则先痛哭流涕的一定是我。

最后他说了声“行”，便狠狠甩上大门。

2014年左右，随着《叛谍风云》大获成功的播出，在其中饰演“周建”的我狠狠赚了一番，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归国明星的热潮刚刚起势，流量明星市场竞争激烈，我凭借一副好皮囊与极其老练的团队，稳拿顶流名冠。

我尽管面子上“名扬四海”，但底子里苦不堪言。

我并不知道谢鸿和齐虎与那些资本方到底签了哪些协议，这四年来，我饰演最多的角色就是“空中飞人”。红眼航班是我的专属坐骑，五小时的睡眠是我的常态。

高密度的训练以及拍摄活动将生物钟完全打乱，我一日三餐无法准点准量，更别提因为控制体重，还得吃各种减脂餐的痛苦了。

随着时代发展，影视剧的拍摄越来越快餐化。就算我认为演得不好想要重来，导演也告诉我不必了。

好的作品里，演员的表演之所以有看头，就在于他的表情与动作耐人寻味。而这样流水线的生产下，我仅有的灵气和天赋很快就被同质化了。

表达高兴，眼睛一弯嘴角一翘，导演镜头一晃，便喊“过”；表达悲伤，眉毛一撇眼泪一流，导演镜头一晃，便喊“过”。

我通常将“精神疾病”简称为“心病”，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背道而驰时，便会诱发心病。

我的情绪渐渐低落下去。除了在镜头前，我都用帽子和口罩遮挡住自己，只露出一双颓靡的眼睛，茫然地盯着脚底下的路。

我喜欢把灯全部关上，把窗帘全部都拉起来，将《时空流亡者》翻来覆去地观看。

荧幕的光倒映在瓷砖地面，我身子懒懒地滑落，抱着枕头侧着脑袋躺在沙发上。

沙发是船，地面是水，荧幕的变化让水泛起彩色的波澜。我不断伸出手去，影子是深渊，不断地将水吞噬，变成一片黑暗。

这样的情况持续四个月后，我变得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出过专辑的缘故，我学过一些乐器。

我迷上了摇滚，也不再想念梁南道。演唱会中，台下仿佛一张黑色巨口，而牙齿是无数白花花的手。他们向我呐喊，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礼炮从舞台上爆裂，长长的丝带落在身上，就像怪物口中吐出的分泌液。

与此同时，我会不断地拉住助理，高谈我的事业理想，诸如“实力派”、“摇滚巨星”等等。到后来，我开始萌生从事各种新奇的职业的念头，扬言要去当军人，开坦克和军舰。

说实在的，这助理很可怜。在躁狂期间，我对“与助理建立深厚友情”这件事表露了浓厚的兴趣，每晚都不愿意自己睡，偏要和他躺一张床。

助理答应了，但我又拉着他讲睡前夜话，话闸一开便滔滔不绝，凌晨四五点了还不让他睡。

躁期出现的时间比较短，两周后我会再次进入抑郁期。

这一次的抑郁期没有太强烈的负面情绪，有点像狂欢后的虚脱，只是觉得累，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什么都不想吃，只想躺在床上睡到世界末日。

齐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将我送到了医生那里。

这医生是一位中年女人，叫曾雅静。她还挺专业，准确地判断了我的症状，给我开了一堆诸如“鲁拉西酮”和“碳酸锂”的药。要知道，有很多心理医生无法准确断定患者的精神病类型，将狂躁患者诊断为抑郁患者的比比皆是。

曾雅静告诉齐虎：“他是躁郁症，抑郁-躁狂-抑郁-平静四阶段为一周期，会不断反复，得吃药干预。”

齐虎叮嘱她：“开的药不能导致肥胖。”

曾雅静写着病历，抬起头扫了他一眼：“治疗效果会打折扣。”

齐虎道：“没关系。无论外表还是人设，他都是团队共同努力打造的结果，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关于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仅仅关乎他自己，还关乎整个团队的未来。”

她道：“......好。”

每个月的十五号，我都会去曾雅静那里做心理疏导。

我们坐在窗边，她递给我一杯热牛奶：“和我说说这个月的事情吧？”

我双手握住杯子，苦涩地笑笑：“糟透了。”

“一件一件地说嘛。”

“新来的助理又辞职了。”

“你又拉着他强行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