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质疑梦想的价值的？

这个问题恐怕没办法被明确到某个具体的时间或准确的事件上，绝望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就好比一根根拔掉鸟的飞羽，看它从困惑、害怕到恐慌，最后却又责怪不能再飞翔的它懦弱胆小。

梦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是有差距的，能展翅翱翔的，只有少部分幸运又幸福的人。可他们的奋斗故事却偏偏成了对大多数普通的人的鼓励与教育范本，甚至变成了人们逼迫这大多数的普通人拼命向同一方向努力的理由与借口。

这是很可悲的，却又是社会角落中使人司空见惯的常态——对此，我已经悲愤到麻木了。

梦想，本就并不现实。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父亲的不幸。

他将一个梦想追逐了整整半生，从未离开过他所深爱的球场。

但就在我高二那年的夏天，噩耗传来，他因一场意外倒在了球场上，不幸左腿骨折。

“就这样？”

“……是的，老师，就是这样了。”

年级办公室内的气氛格外沉重。我始终不安地垂着头，唯唯诺诺般地答道。

赵副主任稍抬起眼皮，不知喜怒地睨向我。片刻后，她以惯用的烦恼掺半的语气开口道:

“现在你们回家的借口都这么假了？这都高三了，还想什么玩想着请什么假？你说这话，你爸知道吗？”

“……”

“说话，问你话呢！”

“不是，我，确实……”我只能咬咬牙，捏紧校服的衣摆一角。

“确实？”她将胳膊搭上皮椅背，眼皮下细成一条缝的眼睛斜向身边其他正批改着作业或写教案的老师。

“你看，还什么骨折了，我看又是搞串通。家长孩子里外联合，这些普通班的东西就玩这一套。”她毫不削减音量地公然嗤笑道，“连亲爹骨折这话都编的出来，唉哟喂！”

我……费尽口舌地解释，最后却只能欲言又止。那些想要说出口的话，全被她蛮不讲理的斥责与喊叫逼进了喉咙里。

“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嘞，都快高三了还不想着学习，还指望我来给你开什么假条回去玩玩手机？还不死心？你不回去上晚辅导吗？想翘课？”

她在飞够了唾沫星子后挪挪自己陷在皮椅中那肥胖的身躯，又斜我两眼，嚷出了这样几句话。

“我不是，我……”

“你什么你？还在这儿顶嘴？明天找你班主任去，自己找，别等我还亲自通知你，明白吗？啊？”

办公室内没有一位老师、一名学生敢站出来插一句话。明明这里坐着很多人，却好像真的只有我一个人还醒着。

明明活在群体之中，却可悲地只能徒嚼憎恶。啊啊，好讨厌啊，好恨啊。

为什么面对着这样荒唐的不公平却没办法开口说话呢？喉咙，喉咙好干……发出声音来啊……

“……老师，你能听我说话吗？”

“我说清楚了、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骗人？不知道真相就该在这里主观臆断地揣测一番然后开始说这种话吗？”

“怎么，想让我打电话问你爸？谁有那闲工夫，你自己不会打吗？”

“啊……你说得好，你愿意听吗…？你愿意信吗？”我只能咬牙切齿地将这些话吐出，清晰地、字字句句地吐出，“到底谁才是那个开玩笑找借口的人，你不是最清楚了吗？”

我被记了过，罪名是顶撞师长。

我熬过了被痛苦与焦虑的阴翳笼罩着的这一个月，等到月末学校统一放假时，我才终于回到了家，才见到了病房里打着石膏的我的父亲——一位40多岁的自由人。

对于排球运动来说，他早已经老了。

医生说，以年龄与身体情况来说，他在这次骨折后恐怕就不能再剧烈运动了。

那个从我小时候便一直抱着排球，站在名为梦想的光里的父亲，倒下了。

在那放假回家的当天晚上，我站在父亲的病房外，在刺鼻的消毒水气息与让人不安的死寂中，拨通了我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的电话。

我没有哭，也很冷静，只是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平淡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她沉默了片刻，一改那不着调的常态，耐心地劝慰着我:

“叔叔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没事的。他可不是那种消极低沉的人，对吧？你看，他和他热爱的事情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啦，这一定会让他开心的，伍酱。”

真的......吗？

可是没有结果的梦想真的有价值吗？我想问父亲，也想问自己。

在初中毕业之时，我也曾对未来满怀希望。他们都说，高中会是人生的新阶段，是多彩而缤纷的青春......

这些话让我对前路无比憧憬。

但正如我所说，梦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是有差距的。我怀揣着万千希望，却只是坠入了一处名作高中的人间地狱而已。

一天里有限至极的二十四小时，像财产一样，被教育者们划分得明明白白。

睡眠时间不足六个小时，学习时间却挤满在二十四小时内每一秒的空闲内。一周七天全满的文化课，简陋的居住生活和条件，风雨无阻的“跑操”，和教室里甚至能看见桌面上文字的高清摄像头......

任何人都会被这扭曲的教育逼迫着低下头，只能在这座扼杀着个性与生命的监狱里苦苦挣扎。

在那些偏僻落后却又好高骛远地想出人头地的地方，从没有人明白过到底什么是教育。

我们，哪里是人呢，我们的价值无非只是为学校贡献那点宝贵的升学率。

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越来越沉默寡言，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再关心。

无论外界的身周的一切再怎么因痛苦而挣扎与扭曲，都已经没有让我关心的价值了。

也许从前，我还会为不公平的事情或者霸凌事件而主动站出来，替弱者发声——即使我是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

曾经，我看不得任何人因不公平而流一滴眼泪。我也追求正义，追求抗争，追求自由。

但这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为我徒添痛苦罢了。

这便是，我质疑梦想的理由了。

转眼间，日复一日，到了高三那年的秋天。

那天是我的十七岁生日，但我大概已经忘记了吧。

我走在未明的晨光中，麻木而迟钝地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模样生活在完全封闭的学校孤岛中。

黑暗裹挟着我与我身边其他行尸走肉般的学生们，将我们推向早已被人规划好的目的地。

可......除此之外，我竟已找不到一丝存活于世的价值了。

在上午的课又将如往常般开始之前，我走读的后桌，同时也是我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在早饭后的小早自习前卡点但按时地到了学校。

她是个高个子女生，身高将近一米八，外貌也很有特色——虽然和大家一样留着规定的不过耳短发，但那棕色头发的卷曲好像不是长短可以限制的，尤其是后帘，卷得几乎要飞扬而起。而且，你不用太仔细看，就会注意到她的右刘海。那里被她染成了浅浅的粉色呢。

学校严查发型。别说留什么朵拉头，只要头发长过耳朵和眉毛哪怕一毫米，赵副主任闻着味儿就过来给你削成锅盖头，更不用说允许染发了，不可能！

在我的印象里，暮云自从高二上学期转来后，已经因为这一撮粉色头发被记了六七次违纪、请了三四次家长、回家反省了最少三次。但她不在乎这个，条条框框好像是束缚不住她的。而我的双色头发是天生的，也不知道是营养问题还是遗传。尽管已经和老师们解释过无数次，我还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下一秒就被哪个喋喋不休的老师（特指赵年级主任和严校长抓住一顿批评“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