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她在这个家彻底成了透明人，或者说是个会呼吸的家具，没人会特意看她一眼，但谁都能随手使唤她。

一无所知的时候怎么不算幸福呢？当她开始上学，当她识字后，她才发现，原来痛苦是可以被命名的。

升入初中后，连莲在泛黄的《新青年》合订本里读到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奶奶的诅咒与捐门槛的故事诡异地重叠在一起；当她读到《娜拉走后怎样》时，窗外正飘着柳絮，某个蛰伏已久的念头突然破茧而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她望着斑驳的墙壁，上面还残留着不知哪届学生刻下的字迹。这句话她从小听到大，可她的半边天在哪里？是在杜梅永远偏向哥哥的粥碗里？是在父亲冷漠的背影里？还是在那个雪后清晨，她舔着碗底糖粒时，无人知晓的、短暂的甜？

1969年春天，一列开往宣城的绿皮火车喷吐着浓重的煤烟，缓缓驶离京城。连莲紧贴着车窗，她赶在知青下乡的尾声满了十六岁，自己报了名。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服夹层，那里缝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和零钱，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此刻忐忑的心事。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独自远行。临行前，杜梅把她拉到里屋，那双常年操劳的手粗糙却意外温暖，将攒下的粮票和钱塞进她手心。“藏好了，”女人压低声音说，“别让人瞧见。”

连莲怔住了，这是继母第一次对她流露出这样的关切。钱太少，明显是杜梅从日常开销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这个从未抱过她的女人，最终成了唯一送她出门的人。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渐渐陌生。连莲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那个名为“家”的地方。

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她摸了摸缝在衣服里的“财产”，仿佛触摸到了某种模糊的希望。

宣城这个过年不吃饺子的地方，意外地承载了连莲最鲜活的青春。初到时，她看着陌生的稻田和竹林，听着完全不懂的方言，像个突然被扔进异世界。

这里的蚂蟥总爱往人小腿上钻，她跟着老知青学会了用肥皂水涂抹草鞋；双抢时节，她弯着腰在烈日下插秧，汗水把头发黏在脸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踏实。

渐渐地，工分本上的数字不断累积，最终换来了一个“妇女突击手”的称号。当大红奖状递到她手里时，连莲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丧门星”这个称呼了。在这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没人用那种厌恶的眼神看她。她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知青，一个靠自己的双手挣工分的劳动者，可以不必背负着原罪活着。

1971年谷雨时节，大队书记带着说媒的人来时，连莲正在猪圈起粪。粪叉深深插进泥里，她直起腰擦汗的动作十分利落。

“我还小，像是能给人当媳妇的吗？”她握着粪叉的手紧了紧，想起老知青们的前车之鉴——那些匆匆嫁人的知青，如今不是挺着大肚子下地，就是被婆家拴在灶台边再难脱身。粪叉在泥地上划出的深深沟壑，像极了她给自己划出的人生界限。

连莲时常觉得命运是个古怪的裁缝，缝缝补补。

本该饱受期待的出生，却带走了母亲；奶奶的刻薄是折磨，但老人的离世让她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却带来了父亲的憎恶；继母生不了孩子是遗憾，却意外让她能好好长大。就连下乡这唯一一件她主动选择的苦差事，因去得晚而得了前辈们摸索出的经验，因长得好看而得了乡亲们额外的宽容。

在宣城的田野上，连莲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真相：当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活着这件事上时，反而能活得格外清醒。她不再纠结父亲的眼神为何总是冰冷，也不再琢磨继母对她与哥哥不同的态度。每天清晨扛着锄头出门时，晨露打湿的裤脚沉甸甸的，就像她渐渐充实起来的心。

这十年间，连莲在乡下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慧坚强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