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那封皱巴巴的信，他迟迟没拿出来。直到很久之后，才从斗篷里摸出一页沾了水渍的信纸。

“这是她的。”他把信递给陈蔚青，“你看吧。”

那封信写得极短，像她最后一次在世界上留痕：

“如果那台机器能回答‘我到底算什么人’，它会怎么说呢？

哥，对不起。

我再也演不了主角了。”

信上贴着，那张已经泛黄的纸带。上面写着两个字，近乎讽刺的：

“去做。”

最后没人得偿所愿。

“那台机器就这样静静地摆在那里，没人得偿所愿。我没能留下母亲，沈时砚没能去成北平，罗炽南没能给妹妹一个好的生活。”

罗炽南想把他们那个机器砸了，因为那张他觉得间接害死了他妹妹的纸条——“去做”。没人拦他，但他后来自己没忍心下手，那东西就一直躺在那里，像一具装着他们未曾说出的哀悼的壳。

“那玩意一开始就不该造。”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 is been the ruin of many poor girl,

And oh god, I am the one.”

夜雨将南州的街道洗得发亮，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报摊的玻璃罩上时，一份崭新的小报已经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头版标题是手写体印制，字迹锋利，黑体加粗，占满了整整一栏：

《一个不该死的人》

署名很小，只一个字，印在最下角——“青”。

没有副标题，没有宣传广告，也没有其他新闻内容。整张报纸只有这一篇文章，从头到尾，整整三大栏，像一份沉默的回响，又像一场无法终止的控诉。

文中并未提到名字，也没有直接描写，但字里行间早已把真相写得清晰：一个南州来的女孩，在上海的聚光灯下试图成为“被看见的自己”，却在夜色中坠落于无声的街角。她是演员，是码头的孤儿，是工人，是工人的妹妹，是一个什么也不确定却仍愿意奔跑的人。

文章最后一句是：

“她还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她说：‘我会写的！’。我们却没能为她留住一条可以写下去的路。”

陈蔚青坐在印报间时，天还没亮，机器轰鸣声盖过了心跳。她盯着纸张一页页吐出，看着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干的页上，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盗火者，偷来一点光，却迟了一步。

那是婉芝离开后，她第一次重新启用那份报纸。

报纸上没有讨论剧目，没有诗歌，也没有那些哲学思辨，只有一篇文章——《一个不该死的人》。

永丰纱厂后面的仓库门半掩着，墙上贴着一张粗糙的手绘标语：“工人夜校·抗日经济读本·今晚八点”。纸面被雨水打湿又风干，边角卷起。

罗炽南在仓库里搬纸箱。箱子里装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劳动法小册子和一叠叠未经审查的传单——全是学生们自发印刷的。他亲自盯了油印，从配纸、校对到最后的分发，一丝不苟。黑市上的人劝他别太冲：“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工人了。”

他说：“那不然呢？我不是工人，还能是什么？”

夜校刚散，他把剩下的册子一捆一捆装进袋里，递给几个年轻工人：“你们往白石桥送，别走主街，绕后巷。”

他语气平稳，不紧不慢，像早已习惯。那几个工人接过袋子，有个年轻的偷偷问：“哥，你以前真是…混黑市的？”

他没应，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像是笑了笑，又像没笑。

晚上十点，厂区楼顶。风很大，他站在边缘的位置，身后是层层铁皮房顶，脚下是南州冬夜的灯火。

他一边看着那份报纸，一边一支接一支点烟。

风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像记忆里破旧戏台上的灯。

有个老工人走上来，把围巾裹紧了些：“炽南，你在看什么？”

他没回答，把报纸对折，折得整整齐齐。老工人看到上面那个标题——《一个不该死的人》。

“……你认识写这报纸的人？”老工人问。

罗炽南站了一会儿，终于低声道：“不止。”

沈时砚捧着那份报纸坐了许久。他没有立即读，只是一遍一遍地抚过那行字——“一个不该死的人”。

读完后，他什么都没说，把报纸对折收好，夹进了他笔记本最内页。

他去锅炉房里看了看那台沉默已久的机器。

他没开灯，就这样站在锅炉房的黑暗里，站了一夜。

几周后，陈宅前厅响起越洋电话铃声。

阿凤慌慌张张跑上楼，说：“小姐，是巴黎那边，说是黎小姐……”

陈蔚青接起时，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嘈杂——像是穿越了海底的风暴，然后，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电话线另一头挤出来：“蔚青……我……我收到了那张报纸，还有……那些信和遗书……”

是婉芝。她声音哽咽得快说不出话，只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在，我不在她身边……”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忽高忽低，“我不该…我不该鼓励她去演电影…不该…”

她哭了整整五分钟，陈蔚青一句话没插，仿佛只是一具接听器。

最后，那头突然传来另一道说着法语的男声，然后是蹩脚的中文：“时间到了”。

话还没说完，长音嘟的一下，电话就被切断了。

陈蔚青站在电话前，没挪动一步，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