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这份看似“正经”的工作稳定下来，生活步入一种诡异的平静后，我发现自己和他说话的必要性几乎降到了零。

他像一件暂时无害、但本质危险的物品，被妥善地安置在了角落。

于是，我刻意地拉开了距离。

他看书时，我便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试图搭话时——虽然这种情况极少，通常只是关于日常琐事的必要询问——我便用最简洁的词语回应，或者干脆点头摇头示意。

连神经大条的贝奇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无声的隔阂。

有一次晚饭后，库洛洛在客厅看报纸，我坐在沙发另一头翻阅猎人协会的资料，贝奇看看我，又看看库洛洛，小声地凑到我耳边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叔叔说话了？你们吵架了吗？”

我合上资料，摸了摸他的头，语气尽量放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界限：“没有吵架，贝奇。这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用管。”

我的目光越过贝奇的发顶，落在库洛洛平静的侧脸上，心底那份难以言喻的畅快感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冰冷的疏离。

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我“看管”的囚徒，而是一个融入日常、却又格格不入的存在。

哄着打完针的孩子沉沉睡去，我轻手轻脚带上房门，却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暖黄的光线从门缝下蔓延出来。

我走到客厅入口，停步。

库洛洛果然没睡，他坐在沙发里，身前的矮桌上放着两只马克杯，白色的热气正从中盘旋上升。其中一杯，是他自己的。另一杯，显然是为我准备的。

胃里瞬间涌起一股生理性的厌恶。与这个人单独待在同一个空间，连空气都像是凝固的铅块。

我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等一下，酷拉皮卡。”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听不出任何波澜，在安静的屋子里响起。

我脚步顿住，却没有回头，声音冰冷地穿过肩膀：“有事请说。”

身后传来布料摩擦的轻响，然后是平稳的脚步声。

他站起身，走近了些，那份无形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尽管他此刻手无寸铁。他问，语调带着那份特有的、仿佛能洞悉一切的从容：“赏脸喝杯茶？”

我终于转过身，直视着他。灯光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那双黑沉沉的眼睛，像深潭，映不出我的影子。

我用最简洁的回应斩断他无谓的试探：“没事我睡了。”视线从他脸上移开，落在自己房间的门把上，伸手握住冰凉的金属：“晚安。”

不等他再开口，我旋身进屋，随着“咔哒”一声清晰的落锁声，将门彻底关死。

门外那个人，那杯多余的热茶，以及所有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可能，都被牢牢隔绝。

真是无聊透顶。

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评价他那多余的举动。

那杯搁在矮桌上、逐渐冷却的茶，就像他这个人一样，试图渗透进我的生活，却只带来令人不适的虚伪暖意。

现在的局面，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疏离，才是唯一“正确”的状态。我们是仇敌，是猎人与蜘蛛，是锁链与被缚者，他被我的念力制约，暂时失去了獠牙，仅此而已。

这种脆弱的平衡，互相牵制，互不干扰，已经是极限。

他不明白吗？

还是说，他那颗属于盗贼的心，永远在不满足，永远在试图撬开什么？

类似昨晚那样的邀请，被我冷硬地拒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概重复了三四次吧，每次都隔着几天。

他似乎也摸索出了某种规律，知道过于频繁只会激起我更深的厌恶和警惕，所以选择了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像是在试探我的底线。算他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懂得维持表面上的“距离”。

但这种耐心显然是有限度的，尤其对于一个习惯了随心所欲、掠夺成性的盗贼头子而言。

或许是连续的拒绝终于耗尽了他伪装的绅士风度，又或者，他觉得时机已到。

这天晚上，我刚给贝奇掖好被角，确认他睡熟后回到自己房间。锁好门，我脱下外套，随手搭在椅背上，伸手解开衬衫的扣子，准备去洗个澡，洗去一天的疲惫，也洗去与那个人共处一室的黏腻感。就在我拿起干净的换洗衣物，转身打算走向浴室时——

“咔哒。”

不是我锁门的声音，而是门锁从外面被打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