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间隙，在苏同志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吧台后陈列的水晶杯折射出细碎的彩虹光点，在墙壁上跳跃。连莲敏锐地捕捉到那个奇怪表述下掩藏的情绪——那是一种即将远行的决然，就像她们在十六铺码头看到的远洋邮轮，汽笛长鸣后便驶向不可逆的航线。

“不过留下的产业足够你施展拳脚，”苏同志突然转换了语气，“你可以接管我在海外的所有资产，甚至国内的投资也能交由你全权决策。”她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当然，这条路不会轻松。坏消息是你需要独自面对很多困难。不仅是语言障碍，也许还需要像李成那样去大学进修。好消息是...”

说到这她的眼神突然柔和下来，“好消息是，你拥有足够的试错空间。亏损不要紧，能站稳脚跟就是胜利。”

“或者，你可以留在国内经营这家咖啡馆。”苏同志突然笑起来，指着窗外“几十年后，这里的夜景不会比曼哈顿逊色。就像原著里的陈默，只要抓住时代机遇，在这片土地上同样能创造奇迹...”

连莲不自觉地望向窗外，工地上打桩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她忽然想起离京前，陈默站在胡同口的身影。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在她眼前徐徐展开：一边是未知征程，一边是故土新篇。

苏同志端起骨瓷杯，啜饮最后一口已经冷掉的蓝山。杯底与瓷盘相碰，发出清越的声响，在安静的咖啡馆里格外清晰。

她目光灼灼地望过来，连莲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期待，也看到了告别：“所以，连莲，你的选择是？”

连莲想起第一次见到苏同志时的那天，想起自己吃到的第一口冰糖葫芦，想起李管家说起留学时自己心里掩不住的震动。此刻所有的记忆碎片都在她脑海中旋转，像咖啡馆里那台老式留声机上跳动的唱片。

连莲的选择最终体现在张持安代为购买的那张两个月后的船票上。这张薄薄的纸片承载着她人生轨迹的转折，也见证着她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决断。

某个傍晚，连莲提着几袋刚出炉的饼干走进张持安的办公室。黄油与面粉烘焙后的香甜气息在空气中弥漫，这位侨办领导从抽屉里取出船票，脸上还带着不解：“你怎么不跟苏同志一起坐飞机回美国？”在他眼中，连莲不仅是苏黎同志的助理，更是她专程去京城寻回的“远房亲戚”，于情于理都该一同启程。

“黎姐有急事先回去了。”连莲将一包散发着杏仁香气的饼干轻轻放在办公桌上，“这边还有些收尾工作需要处理。而且...”她接过船票，指尖轻轻摩挲着硬质的票面，“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船呢，正好趁这个机会体验一下。横竖也不赶时间，就当是海上旅行了。”

张持安拿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口，打量着眼前这个说话已带几分沪腔的北方姑娘。这段时间，他亲眼见证她白天打理咖啡馆，晚上去夜校苦学英语的勤奋。“也是，”他咀嚼着饼干，声音有些含糊，“这么大个咖啡馆，总得有人善后。”

连莲轻轻点头。苏同志临走前确实把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她先一步飞回美国，不仅是为了给了旁人一个合理的离别理由，更是为了能提前打点好咖啡馆的货源供应，以及连莲日后在纽约的住处。

这些周密的安排，像一张无形的网，温柔而坚定地托住了连莲的未来。

想到这里，连莲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里那张硬质的船票。

最让她不安的，是苏同志交给她的那份信托文件。那上面天文数字般的金额，是苏同志用所谓“积分”兑换的全部资金。连莲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那个数字时，差点打翻了手边的咖啡杯。她当时脱口而出的问题不是关于金钱本身，而是：“如果我选择留在国内，你还会把这笔资金交给我吗？”

苏同志闻言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却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道：“我以为你会先问，就这么把钱交给你，不怕你卷款潜逃吗？”

连莲这才意识到自己竟从未想过这个可能性。见她愣神，苏同志突然笑出声来：“放心，这笔钱还在信托账户里。除了每月定额的生活费，只有等你从大学毕业，才能逐步解锁使用权。”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狡黠，“就算你选择留在国内，想动用这笔钱也得先出国完成学业——这可是写在信托条款里的硬性规定。”

“连同志？”张持安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阳光已经西斜，办公室里弥漫着黄昏特有的暖色调。只见他已经给同事分完饼干，正举着手表示意：“这个点，你是不是该准备去夜校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对了，昨天遇见聂明远，他说你这周的英语测验拿了第二。”

连莲将船票小心地收进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嘴角扬起一抹浅笑，眼睛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那他有没有顺便告诉你，他拿了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