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即将到来，全校大学生最用功的节骨眼，大家都在奋发苦读。

她从大二学长学姐那里复印到的课堂笔记，终于派上用途了。

去年的课程设置和今年一样，每门课的讲义基本上好几年不变。

别说换老师，就算换了系主任那也是换汤不换药。

只要能照着笔记背，考个及格没问题。

她早就发现了，大学老师最看重的根本不是授课、解惑。

如何评上教授、拿到职称、拿到课题经费，才是他们的核心动力。

她之所以非得从95、94级学长学姐那里拿笔记，主要还是同级的话很难借。

96级150多个人，奖学金就那么几个，还关系到将来直研资格。

学霸们对笔记严防死守，都完全能理解，那是人家辛勤劳动的果实，不借给学渣和对手都很正常。

幸亏她早有准备，已陆陆续续从学姐或者学长那里收集多门课的旧笔记。

特别是难度比较大的几门课，比如《计量地理》、《气象学与气候学》、《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编程》。

从大一到大四，她搜集全了！

眼下唯一的难处就是备考教室太难找了。自习教室抢手得很，更别提空调的图书馆了。

有人如意算盘打得响，想提前一天占位子，可教学楼的管理员们很会对付，大爷大妈们在每晚11点针对教室里占位用的书，本子，旧书包啥的进行集中清理。

而最可恨的就是，你大清早啃着早点，八点不到就来了，好不容易发现一间通风好、光线佳且人少的教室，也占据了舒服的位置。

结果刚把复习资料拿出来，就有人进屋大喊“不好意思啊，同学，我们期末答疑要借用教室，请你们让让。”

只好背着书包灰溜溜地换地方，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坐下来读书的地方，除了回宿舍。

就在这个时候，夏志琪的姑姑出了意外，把脚给崴了。

她是后来和父亲通电话说这个事情，才了解到姑姑也算命运多舛。

她被亲生父母送人后，童年过得很不如意。

不过那时候大家生活普遍不好，特别是粮食困难那几年，吃饱肚子健康长大都算不错了。

好不容易熬过最艰难的阶段，姑姑又赶上插队落户，临走下乡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些年轻人不可能再回海城了。

唯有养父对她千叮咛万嘱咐，让她不要听别人瞎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

插队的日子很苦，养父一直鼓励她，还托人带话，让她有空多读书。

刚去乡下时，姑姑对农村的苦日子还没有具体认知，甚至觉得空气很清新，老乡很热情。

直到有次，女知青的房间进了只硕大的肥老鼠。

她眼见着它绕过所有粘鼠板，通过管道，在天花板的灯管上助跑，又跃过阁楼边上的障碍物，全程都像在飞。

屋里所有的女孩子都被吓得尖叫、逃窜。

从那以后，姑姑才对居住环境有了具象化的认知。

养父仍然再鼓励她，千言万语浓缩起来，核心仅有一句：千万不要在当地谈恋爱，更不要结婚。

后来她考上海城本地大学终于回城，毕业后成绩优异又外派出国进修，这才留校从讲师做起。

所以当1994年，电视剧《孽债》红遍全中国时，姑姑看着里面似曾相识的情节，除了感慨，更多的是对养父的衷心感谢。

她很多同乡都在插队所在地结婚，一旦生儿育女留下，想再回到大城市，真是千难万难。

可惜，她亲生的女儿没有继承到母亲的一丝智慧。

每次想到那个不争气的兔崽子，姑姑都想骂一句粗话：侬则港督（大傻瓜）！

此港督不是彼港督，后面那个香港港督过不了几天就要成为历史名词了，而前面那个港督还有无数个。

夏朝洪在电话里叮嘱女儿考完试后，有空多去看看她，毕竟姑姑还是疼她的。

其实她不等老父发话，老早就去医院探望病人了。

陪姑父拿药时，她还顺便领略了一下三甲医院的人山人海。

挂号、交费的几条队伍大约都有十来米长。

队伍的安静，在一个老伯开始交钱时被彻底打破，有人忍不住大声说：“怎么这么慢啊！搞什么啊？”

更有人不耐烦地口出恶言。

即使在如此的压力之下，前方那位老伯仍然淡定，慢慢地完成了数钱、交钱。

大约5分钟后，他才又慢慢地沿着队伍走出去，一边走一边轻声道歉：“阿姨们，爷叔们，对不起啊，我老了，眼花看不清楚，手也点不清楚，你们原谅下啊，其实我也不想活了，真得很麻烦。八十多岁了我也觉得够了，可就是不死啊！”

有人问他：“孩子呢？这么大年纪孩子应该陪着来啊。”

老伯一抬头，扬手指向无限远处，苦笑说：“孩子？离得太远了。”

估计又是一个儿女远在国外的家庭。

海城人喜欢出国，但凡有点海外关系的，不管美国还是日本，90年代能出来绝对不会留下。

路人们尽皆默然，夏志琪无意中瞥见姑父的嘴唇抖了一下，大概怕触景生情，他立即就把脸转开，双目投向了别处。

姑姑住院这几天也很不开心，看到同屋老人们的子女时常前来探视，怪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