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惑----为什么李文博写出去的信，永远都没有回复呢？

但就我这处境，也轮不上谁嘲笑谁。所以我也只是乖乖坐下来，随便写了些东西。

这封信，我打算寄给我的第一个助理。或者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唯一愿意认可、信任和依赖的助理。

在我十二岁至十八岁期间，他负责着我生活上的一切事务，我更愿意将他纳入我“家人”或者“生活伙伴”的行列中。

他的离开倒没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多是因为疾病来袭的不可抗力。早在我有余钱时，我就经常会打钱到他银行卡里，叫他在老家好好养病。

我一会儿奋笔疾书，一会儿停下来咬着笔杆子思索，李文博好玩地看着我：“这是受刺激了吗？”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不予理会。我凭借着记忆将助理的家庭地址写上，与众狱友的信白花花地混合着寄去某个遥远的地方。

说来好玩，也就是他，成为了两年后唯一一个探监我的人，并且告诉了我梁南道的近状。

日子平常地过着，我适应良好，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上完一百个足球，并被调去粉刷墙壁。

那个曾经刁难我的小个子男人叫做郑义，他已经在粉刷墙壁这块干了一年了。他虽叫“正义”，但行事却一点都不“仗义”，是犯了故意谋杀罪被判进来的。

自从“厕所一战”后，我一直与他相安无事。这次被调来粉刷墙壁，我也打算继续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优良传统，与他和谐共处。

刚开始粉刷墙壁时，我还挺新鲜的，觉得这活还蛮好玩。我小时候就喜欢在村里的墙壁上胡乱涂鸦，经常被大人骂，所以我一度有过能成为街头涂鸦艺术者，自由地在墙壁上作画的梦想。这次进监狱，也算是圆梦了。

但刷了大概七、八天吧，我就厌倦了，开始竖起耳朵偷听别人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花边消息。

我除了李文博，不认识什么其他人，只有听，却没有插嘴的份儿。我把帽檐拉的老低，默默地低头沾漆、上漆，在一众狱友中偷偷移动，捡话牙子听。

“我这有封信，你看不看？”有人这么说。

“你的信啊？滚滚滚，谁稀罕。”

“不是，是李文博的。”

“你说谁？李文博？”

“你小声点！李文博那个跟班现在也在这刷墙，别被他听见了！”

我身子一震，把头埋得更深了，说这话的人四周环顾一圈，殊不知我就站在他旁边：“他不在，应该是在隔壁刷墙吧。”

“不是我说，你是怎么弄到的？”

“早上送信来时，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经过他身边从包里顺手拿的。我打算把信给郑哥，因为那个明星的事儿，郑哥丢了大面子，这次必须得治治李文博这小子。”

“不打开看看吗？”

“我对李文博写了什么唧唧歪歪的事儿不感兴趣，你要看，你自己看吧。”

“算了，待会自由活动的时候，交给郑哥就行。”

我看着始作俑者口袋中露出的一角信纸，心里大惊，将“和谐共处”那套理论抛到了九霄云外，并且企图立马冲上去夺回信封。

理智按压住了冲动，我默不作声地继续刷着墙，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了拥有手机的重要性。我并没有机会通知李文博，只能孤军奋战，偷偷摸摸地跟在这俩货后面，打算趁机把信夺到手中。

自由活动时，天气异常阴沉，也许要下大雨。这两个贼人在角落里找到了郑义，从口袋里掏出了属于李文博的回信。

李文博先是惊愕，随后脸上露出了令人不适的笑容，就像是盗贼偷窃成功时，小人得志般的神情。

我恶向胆边生，就看准时机突然从墙角蹦出来，一把扯下他们手里的信！

他们一怔，随后一把扯住我的后衣领，我也不甘示弱，将拳头挥舞开来。

场面乱套了，狱警凄厉的哨声划破天际，警棍从我们头上落下，我还没被揍多少拳，便吃了一顿警棍。

几个狱警迅速冲上来，将我们狠狠扒开：“干什么？！都带走，带去审讯室！”

我死死拽着在打斗中被撕扯成两半的信件，在周边的人群中，胜利地朝李文博高举起了双手----

当然，下一秒，我就又吃了一次警棍。